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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叙述什么

————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的战争叙事与文学伦理

更新时间:2017-04-14

如此,我们似乎可以回答《己卯年雨雪》为何需要“非虚构”了。如上所言,严肃的“虚构”并非没有条件,当它所服膺的伦理面对特殊的现实,吁求严苛的真实时,“非虚构”便会成为与小说“虚构”合二为一的河流。这里“特殊的现实”指的便是大屠杀的灾难记忆。也许没有任何事情像大屠杀这样,事实便是其戏剧性的最大值,任何减少或夸大都将减损其文学感染力。当你企图面对历史反思历史时,诚实是最大的美德。我想熊育群一定意识到这一点,历史记忆叙事在召唤着“非虚构”。在真实的历史灾难面前,任何聪明的故事编撰都是乏力而捉襟见肘的。 这是何以严歌苓充满戏剧性的《金陵十三钗》虽然精致好看,但我反而对哈金对戏剧性风格高度警惕的《南京安魂曲》充满敬意的原因;这是相比充满戏剧性张力的《小姨多鹤》我更致敬具有非虚构底座的《己卯年雨雪》的原因。

可是,且慢。莫非我主张的是历史记忆叙事的“非虚构”化?莫非我以为《己卯年雨雪》是一部纯然“非虚构”的作品吗?当然不是。“非虚构”是面对历史记忆的伦理,可是“虚构”才可能提供更高的文学伦理。这里的“虚构”指的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想象一种面对世界的精神法则。具体到《己卯年雨雪》则是将战争记忆上升为一种战争文学叙事,在常常陷于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战争叙事伦理中彰显出一种具有超越性、人道性的文学伦理。

战争作为一种有组织、规模化的极致暴力现象是长期伴随人类的重要社会现象。时至今日,此刻,依然有相当多的人正遭受着战争的蹂躏,在战火中流离失所。伴随战争而来的战争文学可谓最古老的文学类型。以欧洲而言,战争文学经历了从英雄主义到人道主义的转变。人们在《荷马史诗》中既读不出明显的部落、族群意识,更读不出对战争杀戮的恐怖意识。只看出对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奥德修斯这些或勇敢或智慧的英雄的礼赞。战斗中的勇敢被视为对生命意义的最高诠释,这种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使荷马时代的人在逐神的阴影下获得了人的尊严,并在欧洲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中得到延续。中世纪的的英雄史诗在英雄主义之外还融入了封建忠君意识和宗教意识。《罗兰之歌》中罗兰将军为了保卫查理大帝而浴血奋战,英勇阵亡。英雄的意义基础来自于忠君和正统的宗教观念,当作者将战争进行正义/邪恶的划分时,民族意识/忠君意识/宗教意识都参与其中,而人道尚未等到获得地位的契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而生的人道主义话语空间中,对英雄史观和战争杀戮的反思才成为重要的文学主题。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是俄罗斯反抗法国入侵的卫国战争。某种意义上,托尔斯泰是站在本民族立场上表现战争。可是,他的立场远远超越了民族战争意义上的胜利/失败,他思考得更多的是生/死、灵/肉、有限/永恒、自我/他者等形而上的生命话题,或者说广义的战争/和平议题。小说主角安德烈在奥斯特里兹战场上中弹倒地后,他从空旷的天空的崇高中,领悟了人的渺小,荣誉的渺小。在临死前,他还在《福音书》中找到了“幸福的源泉”,即爱一切人,他体会到了“灵魂追求的幸福”。正是在安德烈的“道德自我完善”中战争的杀戮成了被审视的对象,胜利/失败这种民族论意义上的结果已经被超越了。在《悲惨世界》中,雨果既以滑铁卢之战的悲壮来缅怀英雄,又对拿破仑进行了直接的批判:“那个人的过分的重量搅乱了人类命运的平衡。他独自一个人比较全人类还更为重大”,“拿破仑已经在天庭受到了控告,他的倾覆是注定了的。” 

二十世纪二次世界大战使作者们在惊悚的战争体验中提炼出存在的意义危机和生命的荒诞意识,在此基础上,反英雄、反战争、反崇高的颓废性战争叙事伦理才得以确立。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中,青年巴恩斯在一战中脊椎受伤,丧失性能力。战后在巴黎与英国的阿施利夫人相爱,他们和一班青年朋友去西班牙参加斗牛节,并产生了种种情感纠葛和精神潮汐。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战后”和国际化背景。巴恩斯是一个国际化的美国青年,娶一个英国太太,去西班牙参加斗牛节。他的太太陷入与犹太青年科恩、西班牙斗牛士罗梅罗的三角恋之中。这种国际化的背景折射的是小说家超民族的世界想象。小说中,巴恩斯之丧失性能力是他不得不承受的战争后遗症。问题是,这个后遗症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却不能在民族论的意义上建立起来。众所周知,美国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如果站在个人-民族同构的身份认同基础上,美国青年巴恩斯身上的文化隐喻绝对不是“丧失性能力”。反过来说,海明威显然是站在人类的意义上感受着战争的肉身毁灭性和精神破坏性。《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的战争体验就充满颓废感:“我可没见过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的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  海明威以降,对战争荒诞性的反思体现在凯伦?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以及电影巨作《现代启示录》等等作品之中。

中国自有史可考以来同样战乱不断,这些战争或是远古时代的部族混战,或是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反抗者之战,或是统治者内部的权力争夺之战,或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角逐之战,或是近现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侵略/反侵略之战。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是拥有最丰富的战争史、战争记忆的民族,可是我们似乎还不能够说我们是一个拥有伟大战争文学的民族。诚然,中国文学中尽多描绘战争的篇章,从艺术技巧看,它们并非不高超精彩。它们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一种跟现代相配衬的战争文学伦理观。《三国演义》堪称中国战争叙事经典,它所精心铺排的一次次战役既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又出人意表、令人惊叹。问题在于,当战争在叙事中被美学化的时候,它推出了一幅幅精美的英雄镜像,同时也推出尚武崇智重义尊血统的价值伦理。“人”,普遍化的人,或者说普通人显然尚不能在这种伦理秩序中获得位置。是的,我们不能向封建秩序宰制下的叙事要求“人道”,可是我们更不能站在现代的时空中简单地承接古典的战争文学伦理。所谓英雄主义、忠君意识、族群观念、战争乡愁事实上早于古代的战争文学中便不断体现。战争乡愁也许是最有文学品质的战争题材了,“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中的笛声,常常令人揪心。可是,边塞乡愁的诉求却常常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当战争以其迫切的现实裹挟性汹汹而来时,它也强势地规定了人们关于战争的审美想象力。长期以来,族群的、集体的、英雄性的、胜利者的趣味填充了战争审美的各个角落。这造成了一些审美的内在规约:比如族群本位立场,人们通常会叙述本方战士的乡愁来声讨战争,却甚少将这种乡愁的怜悯施诸于对方;比如集体的立场高于个人的立场。个人的恐惧、卑微等内在复杂性被视为缺乏价值,个人的牺牲也只有汇入族群、君王、英雄、胜利者的价值狂欢中才分享意义。如此,他者的、个人的、懦弱的、卑微的、失败者的经验在一般战争文学秩序中被视为是负面价值。

值得追问的是,今天什么样的作品才堪称现代的战争文学?或者说,现代的叙事文学吁求着什么样的文学伦理?王富仁先生认为有必要区分“战争”、“战争记忆”和“战争文学”这三个概念,在他看来,前二者是事实上的层面,从属于现实和历史:“文学则是另一种东西。我经常想,战争文学与战争,战争文学与战争记忆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我从电视里观看到美军导弹轰炸伊拉克的场面。空袭开始之后,巴格达上空乌云翻滚、硝烟弥漫,炮火惊起了一群飞鸟,它们在战云翻滚的天空中惊惧地鸣叫着。这是什么?我想,这就是战争文学。战争文学是什么?战争文学就是这群飞鸟,就是这群飞鸟的叫声。它既不是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军队,也不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也不是拉登的人体炸弹,而是这群鸣叫的飞鸟,是这群飞鸟所叫出的人性的声音。这种人性的声音既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萨达姆政权,而应当属于人类。” 

王先生站在人类性的立场上作出的描述既形象又充满启发,战火中的飞鸟鸣叫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它具有现实利益的超越性和战争灾难的反思性。这群飞鸟是一种确凿无疑的战争现实,选择描述这群飞鸟则已经涉及一种叙事伦理。因此,回到上面的卡佛式提问。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不仅是在还原历史、重建记忆,更是在探寻一种面对战争、面对人类灾难的叙事伦理态度。在对中西方战争叙事史的回溯中,我们会发现:民族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话语幽灵依然盘踞在大部分中国战争叙事的上空;而荒诞、颓废的西方现代主义式战争叙事在超越民族主义之途中也常常把我们带入生之虚无境地。在此意义上回看《己卯年雨雪》会发现,它描述的不但是战火中飞鸟的鸣叫,更是战火中人性的凤凰涅槃。小说对战争加诸于人的现实和心灵伤害的表现自然可圈可点,可是更重要的是,作者依然对受伤人性的包容性、交往性葆有信心。可以说,当战争以摧毁一切的盲目性使人受苦、使民族蒙难之际,是人性的光辉重新拯救了深陷危机的武田千鹤子;是人性的可交往性使千鹤子从战争宣传中摆脱出来,理解了战争的苦难和中国人心中的善。这种对人性的信心也许是《己卯年雨雪》区别于大量西方荒诞性战争叙事的地方。

也许可以概括熊育群的战争叙事和文学伦理了:这种伦理首先是面对历史的诚实,它在逝去的时间之河上打捞史实,以历史文化框架探析日本发动战争的民族心理,从而沉淀关于历史的真知灼见。由此作品舍弃了某种虚构的特权而与非虚构迎面相逢。这种伦理也是超越性的。它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拒绝仅从某个民族国家的立场来描述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由此它具有对战争中普遍人类经验的深切同情。同时,它也超越脸谱化的人性主义和简单的“去民族化”叙事。简化的人性主义把人性复杂性变成了一张新脸谱,将人性之平庸视为人性之绝对本然;又将人性普遍性绝对等同于“去民族化”。《己卯年雨雪》恰恰赋予了普遍人性以具体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的人性既是普世的,也是民族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伦理隐含着对人性光辉性的理解:人性的脆弱中包含着恐惧、自私、贪婪等因素,但人性同样包含着光辉的、值得信赖的拯救性力量。这种“向光”的文学伦理不仅为战争文学所需要,也为备受虚无主义折磨的现代主义文学所迫切期待着。

结语:

《己卯年雨雪》结尾处,祝奕典因为包庇日本女人而被公审,武穆乡乡长单迪康与几个乡绅找到司法处,他们在审判庭上为祝奕典辩护。祝奕典自辩时却承认是他救了千鹤子,因为千鹤子没有做伤害中国人的事情,随后坦然接受了十年监禁的判决。这个结尾仿佛十九世纪雨果小说的遥远回声。我们当然记得,《九三年》中,叛军首领朗德纳克返回大火熊熊燃烧的城堡,救出了“敌人”的三个孩子。共和军司令郭文为其精神所感,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悲惨世界》中,我们记得在警察面前宽恕了冉阿让盗窃行为的米里哀神父。《海上劳工》中我们记住了为成全心上人苔莉雪特的爱情而自我放逐,让汹涌的海浪把自己淹没的吉里雅。二十世纪以降的文学叙事,似乎逐渐淡忘,或者说无力继承十九世纪这笔人道主义的文学遗产。个中缘由,恐怕正是人的危机。在驳杂现代性的纠结下,人变得无力去确信。在现代的荒诞背景下,人道甚至极难施与身边人;如果再加上种族、民族等变量,人道常常成为一个被遗弃在十九世纪的遥远旧梦。正是在此背景下,我觉得《己卯年雨雪》是一部有确信、有雄心的作品。它在二十世纪叙事被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挤压得狭小逼仄的甬道中另辟蹊径,既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又坚持了民族文化主体性;既坚持了人道主义,又区别于去民族化的简化世界主义。这使这部作品在中国抗战叙事谱系中获得了鲜明的辨析度和思想价值。这显然不是一部可以用一篇文章说完的小说,它的思想和艺术抱负,值得这个时代认真辨析,郑重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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