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标题

内容

广东作家网 > 粤评粤好 > 粤派批评 > 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叙述什么

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叙述什么

————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的战争叙事与文学伦理

更新时间:2017-04-1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武田千鹤子作为战俘在中国活下来,正来自于左太平、左太乙和祝奕典三人的“搭救”。祝奕典是千鹤子的捕获者和施救者,他之不忍之心,既来自于千鹤子和王旻如外表相似所激发的怀念、同情等复杂情愫,也来自于作为人的基本理性(“杀王旻如的是日本兵,与这个女人没有关系”);左太平是放过千鹤子的重要助力,在获悉祝奕典俘获日本女人之初,他便发出留下活口的命令。他的动机显然是出于战局的现实性考虑。而左太乙却以一种高贵慈悲怜悯的自然爱动机接纳了千鹤子这个异族女子,在他那里,连白鹭的生命都需要郑重对待,何况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如果不是左太乙的支持乃至坚持,千鹤子是不可能在左家获得存在的空间的。换言之,三种中国文化人格参与了对千鹤子生命的拯救接力。一面是承受着非人般的暴力灾难,一面依然拥有面对世界的理智心和慈悲心。这种超越以暴制暴仇恨伦理的书写,事实上重建了被侵略的抵抗者在高文明滋养下的文化主体性。

在陆川的电影中,承受灾难的中国人并没有获得完整自我表述的机会,他们命如蝼蚁,魂也如蝼蚁。如果说陆川对日本士兵抱持同情的话,(这并不需要否定)他对中国人却有着太多的苛刻,他以人性的名义放逐了中华的文化主体性。相比之下,熊育群则将超越性的道家文化确立为小说的内核,并确认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使《己卯年雨雪》在接纳人道主义话语、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没有陷入民族身份认同的困境。

事实上,道家思想在《连尔居》中已经出现,“这片万物有灵的土地,既有可以使人迷神的大樟树,也有四处为人作出预言的异乡人,有如鬼魂般的异鸟;也有令人捉摸不透的神鱼。有阴阳眼的青华,有能够打开灵性世界的吴玉清和湛木清。在熊育群笔下,这些不是需要批判的唯心和邪异,而是生命安居的一种寄托。” 道家易学是熊育群文学思想的内在景观,这份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精神资源在熊育群这里找到了存寄的所在。

虚构/非虚构:事关一种写作伦理

读者很容易从《己卯年雨雪》中读出一种非虚构性。正如作者一再申明的,此书所依据的发生于1939年的营田惨案不但有史可据,而且也经过作者千辛万苦、历时多年的口述史田野实证。“60年后,我动员屈原管理区的朋友易送君对‘营田惨案’做田野调查,二十多个人历时一年,寻找到了一百多个幸存者,记录了那一天他们的经历。” 小说最重要的情节武田千鹤子来中国慰军并寻找丈夫武田修宏这一线索同样生发于现实原型。 作者这样表白:“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们所经历所看到所制造的灾难现场。” 

近年来,散文领域中非虚构作为一股潮流强势崛起。相比之下,小说中的“非虚构”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它意味着虚构和非虚构在寻找着一种伦理上的共处契机。小说就起文体特质而言当然不能背离虚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缘由使得《己卯年雨雪》有援引“非虚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呢?

这里也许必须区分一下小说的物质外壳和小说“非虚构”的区别。正如王安忆所一再强调的是,小说必须有一个绵密实证的物质外壳。只有在坚实具体的现实细节的支撑下,羽化登仙的虚构灵魂才足以飞升。毕飞宇曾表示他对卡夫卡的小说并无衷心认同感,重要原因正在于在他看来卡夫卡的小说缺乏一种生活的实感。 小说物质外壳的构造确实在考验着作家实证的工夫,特别是涉及到非当下题材时,作家如果不对故事发生的时代历史器物有一番艰苦卓绝的摸底的话,不免陷入一落笔便是错的困境。可是,小说坚实的物质外壳跟小说“非虚构”显然是两回事。人们只觉得《红楼梦》所描摹的世界逼真如在眼前,但是却不能说大观园的故事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真实事件。小说“非虚构”意味着小说支撑性的背景、情节、人物皆具有现实依据和佐证。就此而言,我们既可以说《己卯年雨雪》下了深厚的实证工夫,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浓烈“非虚构”色彩的小说。

问题于是变成了:作为小说,它为什么需要“非虚构”?虚构是人们赋予小说的文体特权,在何种意义上,作者对于这种小说特权的谨慎会成为一种美德呢?虚构从来不同于胡编乱造,正如李敬泽所说“虚构之肺要吸纳全世界的空气” ,这些空气既有着实证性的部分,更有着伦理性的元素。因此,《芈月传》让秦代的人物用纸笔通信意味着其虚构吸纳的实证空气包含了过量的毒霾;《金陵十三钗》让妓女们代替女学生前去日营(此一情节《南京!南京!》也有)则意味着其虚构的伦理空气将让女性主义者严重不适。在伊格尔顿看来,即使是“这座大教堂建于1612年”这样看似“纯然客观的描述”都“部分地证明潜在于我的描述性的陈述之下的不自觉的价值判断系统”,因为“你干吗不断告诉我所有这些建筑物的建造日期?”也许在另外的社会中,“为建筑物分类时反而是看它们朝西北还是朝东南。” 

换言之,严肃的虚构的背后都包含着严肃的实证表达和严肃的伦理表达。严肃的实证表达在《己卯年雨雪》中体现为作者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和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入探究。从史料上意外获悉1939年在故乡营田所发生的日军屠杀到将已经湮没于时间中的事件进行记忆拼图,他下足了一番历史学者式的田野功夫。 为了对侵略者有足够客观理性的认识,他又下了一番历史文化学者的功夫。“我开始注意日本这个大和民族,从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开始,我读一切研究日本的书籍,从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历史》、奈良本辰也的《京都流年》??????我进入日本的历史文化,寻找着缘由,我渴望理解它的国民性。” 为了重建一份有价值的民族灾难记忆,熊育群既成了中国抗战史专家,也成了日本历史文化专家。在后记中我们发现熊育群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政体、民族性格乃至于军队建制都有独到的分析,这些都内化到小说叙事中。只是他的立场不是口述史、报告文学,也不是历史文化研究。所有的知识背景仅是写作出发的基础,又对作者吁请着个人的精神位置和话语立场——一种严肃的伦理表达。


1 2 3 4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