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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叙述什么

————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的战争叙事与文学伦理

更新时间:2017-04-14



显然,《己卯年雨雪》的艺术上的气味叙事跟思想上的超越民族主义是互为表里的。需要再表的是,《己卯年雨雪》在超越民族主义的同时,并未以“人性主义”进行“去民族化”叙事。在后殖民的文化背景下,民族叙事常常不可避免地落入各种身份危机之中。可贵的是,《己卯年雨雪》人道主义叙事依然内在于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中。前面已经与陆川的《南京!南京!》做了比较,这里不妨再从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说起。某种意义上,这两部当代中国导演的影视作品都表现了某种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民族身份问题。《赛德克·巴莱》以1930年代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制造的“雾社事件”为题材,既展示了某种野蛮人的骄傲,又呈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文化身份的纠结。魏德圣以史诗般的场面和充满雄性美学的镜头暗示了他对原住民文化审美上的留恋,但同时也包含着对嗜血杀戮的野蛮性的批判立场。电影中,十几岁的孩子巴万在雾社起义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和所有日本同学。当对所有生命不加区分地进行屠杀的行为以民族抵抗之名获得合法性之时,它显然不可能获得现代“文明人”的认同。《赛德克·巴莱》作为抗日题材作品,其基本的话语规则并非民族主义。它将殖民/反殖民,文明/野蛮错综地纠结到一起。拥有野性审美和道德正义性的一方同时也是落后、反文明的一方;日本人作为非正义的殖民者却往往温和礼貌,站在文明的立场上希望对野蛮的赛德克族人进行改造。就此,影片同样“中立地”显示了对历史复杂性的执着。如果说《南京!南京!》的去民族化是简单世界主义的症候的话,《赛德克·巴莱》的“中立叙事”则凸显了后殖民文化的认同困境。魏德胜既无法摆脱本土民族文化之根,也无法拒绝日据时代殖民化在事实上已经带来的现实和文化变迁。因此,赛德克作为典型镜像,将台湾人民族文化身份的纠结表达得淋漓尽致。

与《南京!南京!》《赛德克·巴莱》相似,《己卯年雨雪》也希望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然而,它依然致力于构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这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左太乙这个人物的设置。从情节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主角是千鹤子,或者是祝奕典,可是从小说的精神内核看,我们甚至可以将主角指认为左太乙。因为小说中左太乙并非一个功能性人物,他携带着一套独特的世界观,为这部关于民族创伤记忆的小说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如果不理解这个维度,就没有真正把握到小说的精髓。左太乙的兄弟名叫左太平,太平和太乙既是同胞兄弟,又关联着两种中国传统思想。太平关涉的是经世致用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太乙关联的则是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的道家。小说题名“己卯年雨雪”,而不是“1939年雨雪”,自是意味深长!1939是公元纪年系统上一个唯一的年份,而己卯则是每六十年一循环的天干地支纪年中的年份节点,这种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来自于道家思想。它隐隐暗示着,作者将现代性的灾难事件纳入中国道家思想资源中寻求拯救与逍遥的可能。不明乎这一层,恐怕无法真正把握作者的思想内质。与左太乙/左太平的命名相类,王旻鲲/王旻鹏这组命名也有着道家背景(鲲鹏来自于庄子《逍遥游》)

小说中,左太平、左太乙和祝奕典构成了中华文化人格的三种类型:湘阴县长左太平秉承的是儒者的风骨,左宗棠那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人格情怀深深影响了他,所以他带领着乡民“大股敌来则避,小股敌来则斗,敌进则断其归路,敌退则截其辎重,与祖宗庐墓共存亡,不离乡土,不辍耕作,捍卫乡土。”(注: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35页,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显然,家国患难之际,左太平这样的儒官乃是民族之栋梁。相比之下,祝奕典身上更多的是侠者气概。“他一会儿是篾匠,一会儿是跑江湖的船帮,一会儿杀日本梁子,一会儿又与土匪纠缠不清,隐身江湖,任性而为,从无约束。”(注: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41页,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他身佩五行刀,手刃日本兵,英雄传说一直在江湖。他被拥戴为首,啸聚抗日。左坤苇和王旻如都爱着他的野性和英雄气概。这种侠人格一直充盈于中国通俗小说中,并占据着中华人格版图的重要空间。可是,熊育群最倾心的却应该是左太乙所代表的道家人格。长期居住在杨仙湖荒洲上的左太乙亲近节候所代表的自然,亲近群鸟所代表的生灵。他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无所不在地践行着“道法自然”的法则。作为一个常人眼中的怪老头,从秋到春,他都住在三洲,与群鸟为伍;总是在第一声春雷炸响,准备着从三洲撤退。左太乙的怪体现在他已经将生活行动跟自然时间建立固定的关系;左太乙与自然中的生灵也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想念那些朝夕相处的鸟,三天没听到它们的叫声便觉得身上不自在。他为水上的白鹭取名,或噢噢、麻羽、雪羽、大鸣、小鸣、长脚仙,他为受伤的白鹭疗伤,他与白鹭对话并建立一种相互可解的语言。在我看来,左太乙的“道”既是自然,更是深情,切近自然之后对生灵的慈悲和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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