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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叙述什么

————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的战争叙事与文学伦理

更新时间:2017-04-14

本文刊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毋庸讳言,过往的中国战争文学叙事,常常跟英雄性、民族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以降的世界文学谱系中,从英雄性向人道主义的转折是战争文学的鲜明标识。这种潮流也促使了近年中国战争文学(包含电影等泛文学叙事)对狭隘民族主义话语的反思和对世界主义话语的实践。然而,这种文学实践常常陷落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话语纠结之中。民族主义的战争叙事站在民族性立场上指斥对手、塑造敌人、建构英雄,从而完成政治动员、整合民族认同、叙述国家前传、建构政权合法性的功能。时至今日,《叶问》及各种抗日神剧的流行印证着民族主义话语法则并未耗尽其历史势能,反而在各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下长盛不衰。可是,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化场域也在孕育着新的思想话语。新启蒙与世界主义的登场瓦解了阶级民族主义战争叙事的僵硬脸孔。在近些年关于抗战历史记忆的文学及影视叙事中,以世界主义为支撑的人性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流行话语。这些电影因为打破组织/个人的绝对同构性关系,展现了战争和人性的多种丰富性而广受肯定(如《集结号》)。也有导演试图打破从本民族立场出发进行的战争控诉、反思策略,转而从日本士兵的反向视点观照战争(如《南京!南京!》),引发了大量争议。必须指出的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战争叙事虽在本国范围内政治正确,并讨好一般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阅读者,然而显然失却对战争进行深入反思的动机和可能。而世界主义话语支撑下的战争叙事,事实上也无法落实战争灾难记忆的反思性和具体性。它回避了战争的正义/不义的问题,抹平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不同性质的战争受难具体性。某种意义上也是以“还原”的旗号重构了“人性”的脸谱。比如《南京!南京!》确实不免招致这样的非议。

借用卡佛那个著名的句式,向战争叙事发出这样的追问: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叙述什么?叙述逝者的哀恸、叙述英雄的气概、叙述民族的血泪和仇恨,同时也叙述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这大概是今日中国战争文学叙事最常见的答案。从中我们不难辨认出某种以英雄性、民族性为内核的叙事伦理。可是,惨烈复杂的历史在召唤着新的民族灾难记忆书写,一种既区别于狭隘民族主义,超越敌人面具和道德控诉,将人性和同情施与战争双方的无辜者的书写;一种区别于简化世界主义,能呈现战争受难者的具体民族身份和内在精神立场的书写。这种书写不是教导人们以民族为标准去爱或恨,也不是要求人们在超民族的人性立场抹平爱恨。而是希望在还原具体历史细节的基础上进一步问一句“历史何以如此?”在控诉战争屠杀的同时进一步问一句“禽兽是怎样炼成的?”在吸纳被视为现代性普遍原则的“人性关怀”的基础上,进一步吸纳不同民族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在我看来,作家熊育群积十几年之功完成的新著《己卯年雨雪》正是带着这样的雄心和问题意识重构的一份具有反思性、生产性的民族灾难记忆。同时,它更包含着文学如何面对战争、如何叙述战争这样的叙事伦理关切。

建构生产性的战争反思叙事

《己卯年雨雪》引人瞩目地以日本人武田修宏、武田千鹤子为重要主角。然而,与其说小说采用的是“反向视点”,不如说小说采用了“双向视点”,小说既从日本人武田修宏夫妇角度,也从中国人祝奕典、左太乙等人的角度叙述战争。正如作者所言:“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不仅仅是从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立场出发,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而是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原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注: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387页,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显然,熊育群正希望以超越民族性的立场去表现战争的伤害。然而,人类性、世界主义立场显然并非好作品的充分条件。人性主义是世界主义的重要表达式,对超民族性的人性表达常被视为世界无界的重要表征,并几乎成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换言之,对战争人性复杂性的表达恰恰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话语脸谱。至少,我们在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中就看到这样的表现。

陆川在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表述的过程中走向一种抽象的人性主义。人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不同在于,人道主义或通过人的受难来谴责奴役、压榨人的力量或机制,或通过人在困境中的坚守来展示人的光辉。而人性主义则将展示人性的多种复杂性和可能性(通常是黑暗面)作为艺术的最高伦理,因此人性主义立场拒绝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对制造灾难者予以控诉,它既展示了屠夫的凶残,也展示其恐惧、乡愁,乃至忏悔和救赎;它拒绝将受难者放置于道德优势位置,既展示其抵抗的悲壮、自我牺牲的勇气,也展示其内部的懦弱、麻木、无知。复杂性成了人性主义最悉心玩味的区域,只有并置了妓女的“无知”(不剪头发和对同胞女性的讥讽)和“献身”(为了同胞脱困主动赴身敌营)的复杂性;只有并置了汉奸唐先生的“自私”(为了家人的通行证而出卖同胞)和“无私”(在可以和拉贝先生一起脱身之际主动把机会让给他人)的复杂性;只有并置了日军作为凶残的屠夫、兽性的暴徒和作为忧郁的乡愁者、爱情的信仰者的复杂性,“人性主义”立场才觉得完成了对于世界的最高见证。可是,这种“复杂性”与其说是一种提问,不如说是复述了一个现成的答案,它作为某种话语的回声远非生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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