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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探索人类精神深渊”

更新时间:2016-09-20 作者:申霞艳 陈希我

时间:2015年8月15日

地点:广州外商活动中心

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陈希我:小说家

一、探索人类精神的深渊

申霞艳:很高兴能够坐在一起严肃地聊聊文学,对你的创作我比较熟悉,你的长篇都是我们花城出版社出的,有些中篇我还看过电子版。关于如何走上文学道路,你在其它地方已经谈得多了。我更愿意去了解你这些年的写作路径,从年谱上梳理,长篇从《抓痒》、《大势》到《移民》有不变的内核,就是你对精神性的追求;也有变化,有一个作家不断成长、逐渐开阔的过程,这里面是否存在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写作规划?

陈希我:我不是个有规划的人,但回头看还是有个脉络吧。《移民》跟之前作品还有个变化,是小说中的人物缺乏之前作品里的狂狷,变得随波逐流。这小说是经过漫长的20多年的酝酿的,这期间我的生命,用王小波的话说是一次次被骟。狂狷只是阶段性的,只是对被骟的反弹。而且狂狷只能在幻想中,《移民》比较倾向于写实。但《移民》中的人物还是有抗争的,陈千红看似随波逐流,但她几乎每一次堕落,都是在挣扎无效之后的的选择。最近我更感兴趣在亲情伦理上,我近期写了《命》《父亲》。之前我触碰过亲情伦理,像《我爱我妈》。

申:《我爱我妈》我当时也看过,印象也很深。那时山西作家曹乃谦也写了一对乱伦的母子,但可以理喻,家庭贫困,儿子智力有问题,娶不到老婆狂躁。所以,母亲支开父亲到城里大儿子家去,暗地里牺牲自己,满足傻儿子的欲望。曹乃谦的处理方式就是把痛苦的来源归结于外部条件,所以大家能够接受这位母亲的自我牺牲。但是,你的作品把这些外部因素撤掉,变成一个纯粹伦理挑战,文学能否这样处理我也很怀疑。我看了你的新作《命》和《父亲》,试图把整个写作放在家庭伦理内部,写父亲、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你是准备做一个家庭系列?想达到一个是什么样的目的?

陈希我:仍然是冒犯。也是想逃避性的纠缠。我老是在性的问题上被纠缠,无论是发表出版,还是被评论,赞我者因为性,骂我者因为性。虽然性是一种最深层的冒犯,但在写性泛滥的时代,性就成了噱头,成了迎合、媚俗、消费意识形态。

申:性在今天确实有媚俗的嫌疑,而且,我也不认为性爱描写能吸引开放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你的新作《命》里面的母亲,让我想起曹七巧。张爱玲说她更喜欢参差,喜欢桃红和葱绿,不喜欢黑白分明。我觉得张爱玲的美学,跟你这个往极端上推不太一样。

陈希我:也有相似性。张爱玲她是以世俗逻辑讲世情故事,我是逆世俗逻辑展现心灵抓狂。当然曹七巧也抓狂,但张爱玲以外展内,我是直奔内心。张爱玲了不起,但不是我的菜,我成不了她那样的作家。

申:张爱玲徒子徒孙太多了,我们不去理会。我个人比较认同她这个参差的审美。因为日常生活里,大多是些重复的、无聊的事,需要我们妥协、煎熬、焦虑、承受、自我放弃,需要我们去死、去铤而走险的并不多。所以你这个一味往极端上推的写法可能不能引起太多共鸣,当然你写作可能也不是为了寻求所谓的市场。 

陈希我:其实极端也可以达到参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不极端?那简直是魔鬼跟圣徒两种人格的纠缠,这就是参差。人物跟周围人物、跟自我也组成了参差关系。所谓“众声喧哗”,一是指人物跟人物,一是指人物自身,互相打架。我认为虚构写作只有极端,才能跟非虚构区别开来,才能彰显文学的魅力。其实妥协承受也并非我们日常生活状态,表现妥协忍耐也是把日常状态推向另一方向的极端。比如人遇到不平,勃然大怒是一种极端反应,面无表情也是一种极端,“零度”即是极端。至于在对琐碎生活面目呈现上,“生活流”也不是呈现生活面貌,而是将日常生活指认为琐碎的修辞手法,至于重复,更是现代主义刻意的修辞手法。

申:你说的这个情况的确,我们在宏大叙事里脸红脖子粗惯了,于是先锋干脆来个无表情叙事。在你的作品里,你把所有外部因素都驱逐了。例如,中国很多人写婚姻,就会写成两种:一种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困难夫妻熬不下去,妻子跑了;另一种是成功人士经不起外部世界的诱惑,就是陈世美的当代翻版。这两种情况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但是你在《抓痒》里,把两个人发生感情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个人,跟周围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摒弃外部世界的处理还是很特别的。你当时有什么样的考虑?

陈希我:李敬泽说我“为中国小说探索一种崎岖艰危的精神向度 ”。《抓痒》中的主人公:一个是成功的商人,一个是体面的教师,经济、社会地位、感情都没有问题,但还是出轨了,这就只能指向内心。《我们的骨》也是这样,在富足的时代,两个老夫妇偏偏惦记着当年的瓢骨。我是有意将读者引入人的精神的深渊。我喜欢探索人类的精神深渊,我迷恋“临渊”状态,这是我写作的最原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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