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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史》诞生始末

更新时间:2016-09-20 作者:钟洁玲 申霞艳

时    间:2015年1月20日 星期二下午

地    点:广东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室

访谈对象: 钟洁玲(原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室主任,《心灵史》责编,现为广东科技出版社副总编)

采 访 者: 申霞艳(原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编辑,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申霞艳:很高兴我们两个老同事一起来谈论《心灵史》的诞生始末。我知道今天编辑工作很依赖现代通讯工具,像QQ,微信之类。想请你回忆一下当时编辑的工作情况,比如你们是怎么跟作家联系的?当时的文学状况究竟如何?比如你怎么会联系张承志这样的作家?

钟洁玲:我是81年进大学,那是文学复兴时期,那时一片石头砸下来肯定会砸中一个诗人,大家对文学都很狂热。全民看小说,作家知名度很高。像张承志,我们传阅他的《黑骏马》,从宿舍讨论到饭堂、课室,围绕着游牧民族的伦理风俗与汉文化的冲突,争论不休。但都为那种强烈的抒情气质迷醉,那时我还能背出里面的段落和句子!最开始读他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不算喜欢。最喜欢的还是《黑骏马》,还有《北方的河》等一批,我觉得在当代作家里,张承志是最特异的,强烈深刻,有种非凡的气度,让我产生共鸣。这应该是后来合作做《心灵史》的契机吧。

申霞艳:你是大学毕业就到花城了?

钟洁玲:对,大学毕业就到花城出版社。面试我的是长篇室副主任廖晓勉,于是我就被分到长篇小说室。一来就做长篇,实在不容易。想想看,一个作家花多少心血时间才出来一个长篇,他肯交给一个20岁的小姑娘吗?充其量,这么年轻的小编辑,只是初审,后面还有两道关卡,完全没有拍板权啊。但我很勇敢,向前辈向作协要作家地址,我早就熟读他们的作品了,我不怕跟他们交谈。于是按着地址一个个撞上门去,结果老是碰钉子,表面都客客气气的,但最终人家稿子就是给到别的社去了。不过那时我脸皮还真厚,只要有出差机会,我就一个个地找作家,胆子和脸皮都练出来了。

申霞艳:你是怎么联系上张承志的?他好打交道吗? 

钟洁玲:那时完全靠自己摸上门,不比现在有电子邮件、微信、短信等通讯工具方便。1988年我第一次见到张承志。我记得去北京先找李陀,我说要去找张承志,他说张承志不易打交道,你不如先找史铁生,他总在家,你去约稿还可以宽慰一下他。后来找到史铁生,他告诉我要找张承志可先去找叶楠,他俩都是海军大院的。我真的先找到叶楠,他是白桦的孪生兄弟,我跟他谈完稿子,提出找张承志。他说,我得先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他说,张承志同意你去。

申霞艳:说几个张承志不好打交道的具体例子让我们见识一下。

钟洁玲:我一进屋,他压根没有让你坐下来的意思。当时他已经大红大紫,多次荣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去拜访他的人多,约稿的编辑也多。还记得王蒙写了一篇评论,标题是《大地和青春的礼赞》,称张承志为“学者型作家”,盛赞《北方的河》,还说“……50年内,大家不要去写河流了。”你知道王蒙的说话风格。见到张承志,我自报家门,他一听说我是从广州来的,就问我“你知道珠江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我老老实实回答不知道,他就告诉我:传说当年阿拉伯人用船运珍珠到中国来,后来珍珠掉进江里,“珠江”就这样得名的。就是这样,还没约稿就给考了一通。我心想我又不是来考你的研究生,犯得着这么较真吗?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当时我坐在他的书桌旁,看见字纸篓里有两本崭新的期刊,折叠着都没有打开就扔到垃圾篓了。我想:啊,他看都没看就扔啦?还有,他对那些陌生的访谈和约稿电话都极为冷淡,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现在想想,他这个人绝不随和,挺难打交道的。好在那时年轻,抗打击。我工作很细心,一般出差回来后会循例写信答谢拜访过的作家并表示约稿之意。从北京回来,给史铁生、李陀、刘恒、叶楠还有张承志都写了信。即便长篇没什么希望,信还是要写的。

申霞艳:你工作认真那是没得说,每次开选题会你的论证都非常详实,让我印象深刻,你的审稿意见就是书评。你给作家的信是亲手写的,还是有模板?

钟洁玲:当然手写,因为与每个人处得不一样。如果他们要你帮忙打听什么事或者问候什么人,我会在信里向他们汇报。没有固定模板,都是根据见面的具体细节回复,写信很用心的。

申霞艳:那你当时有在他们家有吃过东西吗?我记得夏天去的史铁生家,喝过豆沙,吃过冰棍。

钟洁玲:吃过的。在张承志家里我第一次见识那种烤面包机,烤一块,抹上果酱吃,吃上几块就当是午餐。他是穆斯林,有很多禁忌。80年代大家都穷,和现在完全没法比,那时大家都没有上馆子的习惯。我记得到南京组稿时,周梅森、梅汝恺、叶兆言等作家,都是在家里做一桌子菜招待我们的。有次到周梅森家里,他让太太整了一桌子菜,我记得有一道蒸鲫鱼。总之都很热情。

申霞艳:那这些作家有给你回信吗?

钟洁玲:大部分都有。我对张承志这样的大家不敢抱希望,后来收到他的信,挺惊讶的。他让我不必再去信,他说,你不要催我,有稿件自然通知你。我心想,不催能行吗?多少眼看就要到手边的稿子都“跑”掉了,何况你这种还在腹中的,谁知道半路会杀出多少个程咬金来?

申霞艳:他的回信大概是有模板的吧?

钟洁玲:最初的回信真像公文,就是那种最没感情的回信。我还记得,他家墙上挂着一个小镜框,里面镶着一帧红纸写的阿拉伯文,半张A4纸那么大,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是‘牺牲’二字,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送的。”

记忆中就是这样子,健谈但不随和。人家传说他话不投机就会翻倒凳子让你坐,好在我还没有遇到他翻凳子的事。

申霞艳:后来怎么会把《心灵史》给你呢?看来是你的诚意打动了他。

钟洁玲:1989年初夏,我和关天曦两个人去北京参加一个编辑学习班。当时办班的地方靠近王朔住的大院,我就去找王朔。王朔这个人很好玩,虽然从来没给过我稿子。他带着一群青年男女,玩得很疯,就像他作品里写的一样。我问起张承志,他就说:“张承志最近写的还是那些,‘黑骏马在上面跑,北方的河也在上面流’。”王朔讲话非常风趣,无视权威,感觉跟街头小混混差不多,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情景。

申霞艳:你是这次知道张承志在写《心灵史》的吗?

钟洁玲:是的。我听说他几年都往黄土高原跑,一直在酝酿。89年冬天我再去了一趟北京,圈里的人说他正在写一个“很大的东西”,这个大不是指篇幅,而是指分量。我忍不住这份“渴望”,硬着头皮再去登门找他。这时他已经辞退一切公职待遇,从海军复员,成为一个纯靠稿费生存的作家。我询问他长篇,他还是冷淡地说:“你不用催我,也不必来信。我写好了自然会通知你。”我后来知道,他是在1989年9月开始写《心灵史》的。我没有报太大希望。直到1990年夏天,张承志把书稿寄到我手上,书稿是手写再复印的,特别厚,特别重,让我感觉既惊喜又沉重。

申霞艳:拿到书稿,审读过程如何?与预期一致么?

钟洁玲:编《心灵史》的过程,称得上是页页惊心。它描写的是西北一个叫“血脖子教”的回教支派——哲合忍耶。它主要分布在中国最贫瘠的宁夏甘肃交界的黄土高原腹地。这里的百姓食用地窖里带着草根土块和干羊粪的雪融水,却用村中唯一的井水净身做礼拜。这个教派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哲合忍耶即是高声唱诵。因它倡导“人道、人性、人心”,被清政府视为异端并遭到镇压。强权对弱者的欺凌,使哲合忍耶走上了一条与幻想决绝的道路……在不到两百年的时光里,有50万人牺牲,总共才200万人。牺牲者从未进入过正史,中外学者从来也无法窥透哲合忍耶神秘的内核。张承志第一次从他们的角度,描述了哲合忍耶备受迫害的历史,以七代导师为线索,把哲合忍耶的故事划分在七段辉煌而悲壮的光阴里。在《前言》里他说:“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甚至在考虑,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 

申霞艳:他当时有什么要求吗?编辑和作者关系如何?

钟洁玲:书稿寄我前,我们通了多次电话,版税方面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再三叮嘱“所有地名、人名、支系不能出错”。那时普遍不兴谈版税,全国统一稿酬,出版界的商业气息不浓。91、92年都还好,大概是93年开始作家就有要求了,特别是《废都》等作品热起来后。我们当时没有删改过张承志的书稿,一是他比较严谨,字字推敲;二是我们也很尊重作家,这一代作家与五六十年代《红岩》《青春之歌》的作者不同,他们有能力修改自己的作品,不需要编辑去改写什么的。一位好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一定有它严密的肌理,你不能轻易动它,需要修改的地方,由编辑提出建议,让作家理解消化后自己动手修改,这样作品的血脉、文气才会全书贯通、保持一致。当时校对要按照规范修改字句,张承志看校样说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们不要乱改,这么改就把作家个性抹杀了。小说要都这么个改法,你们读新华字典得了”。他的手稿17多万字,是充分征求了穆斯林群众和宗教负责人的意见之后才定稿的。 

申霞艳:出版过程顺利吗?

钟洁玲:出奇的顺利,这是意想不到的。我是用长篇小说的名义报的选题,当时张承志已是全国级别的名家,二是书稿有分量,社里自然非常重视。当时的社长是范汉生(我们叫老范),他曾一度把终审权放到编辑室里。我初审,二审是副主任黄茂初,终审是室主任廖文。廖文是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对这部书稿推崇备至,他把书稿抱回家里一字字细读,跟我的情形一模一样。那几天,他每天上班都跟我和黄茂初交流感受,室里就三个人,他兴奋地端着茶杯,从编辑室这头到那头,来回踱步,滔滔不绝,我们都为书稿传递出来的那种与强权抗争的血性和磅礴的气势所撼动。我为自己拿到这样的书稿而备感欣慰。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感受、编辑、出版了这本书的。1995年,张承志来广州,特别要见一见廖文,还送了一本亲笔签名的小说集给廖文。他一定觉得,终审这一关若放到北京,一定过不了。绝大部分作家从来不关心终审是谁,要谢最多谢责任编辑。这一点从他当时给我的来信就看得出来。

1990年11月,张承志孤身一人到日本谋生,成为“出国潮”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一分子。11月16日,张承志临赴日本之前从北京给我发了一信,里面有这么一段:

“《心灵史》快出来啦,我像盼自己的独生女一样盼着那一天。有了她,我死也值了。……未来,有一天,人们会感到她的意义的。以后,我只是一阵风而已。最后一关,你千万千万留心,再仔细为我读一遍!”

1991年3月29日(《心灵史》已经付印),张承志从日本来信:

“书的事,全靠你了……千万不要再宣传。一切作家都为了出名而写,我这本终生之作为了不出名而写。——只要哲合忍耶老百姓届时能拿到三千册书,我的人生便可以说全成功了。我一直在这样想。只要有一批朴实的人,他们爱惜甚至保卫我的这本小书,我便实现了最大的意义。而在俗界的成功名利,一切都可以扔得干净。”

申霞艳:说明张承志对当时的出版制度还是挺了解的,他都没有让刊物发这个大东西。从他的言辞和行为看,他一生最重视的作品就是《心灵史》,你回想一下他当时为什么会把这么大的一本书交给地方社,交给你这样的年轻编辑来做?

钟洁玲:你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1995年我在北京再见李陀时,他也说:“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承志那么聪明,怎么会把《心灵史》这样重要的着作,交给一个资历尚浅的小姑娘?你知道当时北京有多少大社想要这部书稿?”可能当时张承志充分考虑过,一是花城出版社虽然是地方社,但有全国影响,二是“山高皇帝远”,地方出版社审稿尺度会稍为宽松,当然也从交往过程中觉得我做事严谨认真,很有章法,靠谱。

几年后,张承志托人送我一本书,在扉页他写道:“钟洁玲存念:纪念我的生涯和我的文学中,最重要的支持与合作!”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我的信任。

申霞艳:《心灵史》出版后影响很大,除评论界外,我记得王安忆、张炜这些作家对这部作品评价相当高。你这里应该收到更多反馈。当时的情形如何?

钟洁玲:那时候印刷及发货都比较慢,出版页上印着的出版时间是1991年1月,但这本书真正面市是1991年4月16日,到4月20多号才在各地书店铺开。首版虽然只印了7千册,但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北京、上海、兰州、安徽、四川,纷纷有来信表扬这本书。许医农(《山坳上的中国》的责编)看到了,来电话、写信给我,盛赞这本书。她是业界的老前辈,后来她到广州时还亲自到编辑部来鼓励我,令我感动不已;我们的同事林贤治说“这是这几年花城出的唯一的一本好书”,我当时年轻,把这些赞美的话都记录下来了。《心灵史》的文化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也为花城出版社赢得了荣誉。到7月份各地已经回报销售一空。后来社领导问发行其他的书销得都慢,《心灵史》为什么这么快?当时的发行部负责人是朱迅,他形象地说:“这本书写了西北一个庙,那个庙里的和尚把书都买走了。”我们的发行员不懂回教的庙叫清真寺,就直接翻译成庙,我们笑坏了。

申霞艳:这么火,怎么没有马上再版呢?

钟洁玲:我特意翻了我当年的记事本,这本书出版之后遇上了漫长的阴郁期。说它阴郁,是指不明朗。从来没有人说它有问题,但就是不准加印,相当于禁音了。不过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受到批评指责,没有人受处分,谜一样的无解。

早在1991年7—8月,我收到各地反馈,就准备申请加印。起初是等数字,张承志想先让回民那边统计一下印数再决定加印的量。这个有张承志的来信为证。1991年8月4日从日本来信:

“……昨天收到宁夏回信,上次他们买的二千多册书早被一抢而空,据来信介绍的情况,此书受到了哲合忍耶派回民和西北回族文化界强烈欢迎。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宁夏社科院和宣传部在酝酿召开讨论会,回民们大多是边读边落泪,等等。哲合忍耶大多数没有见到书,纷纷在找。因此,有可能以洪乐府清真寺出面(宁夏、青铜峡市,峡口乡),与花城联系再印的问题。

盼你与有关部门商量一下,最好由社方主动与马烈孙联系再印。我估计再印一万册销给他们是毫无问题的,若不考虑民族,而判断更多的读者,我估计印五万册也决不会蚀本。一年之内,销掉五万册不会很难。这可以由社里向西北五省和全国再次征订,只要征订认真,会在商业上也成功。

这其实是我唯一一册可以‘畅销’的书,盼转告社里,最好积极一些。”

1991年8月18日的来信有这样一段:

“给你寄上一份勘误表,万一可能重印或再版,千万按此表改动。《心灵史》一书在西北一抢而光,已经引起巨大轰动。我在日本都收到甘肃、宁夏各处农民的来信。读着心中激动无比,原有的担心,也因群众的兴奋消失了。只是不知道出版社有无其他情况?大事成功了,我的一生也在你的帮助下完成了!心里这些天激动无比。

目前西北迫切盼《心灵史》再印一次,他们可以大大包销。盼你在烦乱之中一定抽出时间与出版社领导认真谈一次。那七千本,据说在国内已销空,哲派直购的二千多本,二周时间便一抢而空,到达地点只是哲合忍耶的几百分之一的地区。”

1991年9月,发行部反馈:西北出现了《心灵史》的盗版本。早在9月1日张承志来信已经披露“盗版”问题。

“心灵史,目前已有河南的真正海盗版,甘肃已有几种土制版,我不知你是否也感到这里面的意义。一个作家如果最终成一个名利场的追逐者,那不能算什么。我为我的这个大结尾,总是暗暗惊喜和自豪。”

翻查我的记事本,1991年8月起,我就申请重印,但社里一直没有同意。社长老范说,这本书“上头”有看法,出于他的敏感和谨慎,他不同意重印。

1991年9月28日,张承志从日本来信,询问重印之事。给我的信里,附了一封写给花城社社长的信,要求重印《心灵史》。我及时转交了老范。但此信也如泥牛入海,没有获得回复。

我多次找老范探询,从他处打听到两种“异议”:一是新疆部队里有人告状,告到北京去的。后来又说是另一个教派的人有意见。都是含糊其辞的。

1992年1月21日前后,老范从北京出差回来,找到我说:“《心灵史》现在有麻烦了!现在中宣部和总署通知我们调样书去审读,你要样书室准备好几十本样书,交给办公室,要分送出版局,省委宣传部,还要寄到中宣部和总署。现在需要我写一下组稿经过及审阅意见。”

到此时,广东新闻出版局来了一个通知,说“鉴于民族问题敏感,《心灵史》一书暂不重印”。

1992年2月我交了一份《<心灵史>组稿经过及审阅意见》给社里。之后社里向我转达出版局的意思:再找两位专家,从专业角度评价一下《心灵史》。我马上通过我在省博物馆工作的同学,为《心灵史》找到两位审读专家:一位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教授杨鹤书先生;一位是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所长马建钊先生。恰巧,马先生是回民。我以出版社的名义请他们审读《心灵史》,看看有什么瑕疵。很快,两位专家给我写出了审读意见,对《心灵史》评价很高。杨鹤书先生在审稿意见里面说:张承志是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来调查哲合忍耶派的历史的,在学术上站得住脚。

回想出版局这个“暂不重印”后来就成了“永不再版”。这个处理很奇怪的,没有批评指责,也没有禁印文件。《心灵史》就这样被永久搁置了。一个死结系在那儿,至今没有人解开。

不准加印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地文化人纷纷向我要书。我们退休的老领导李士非有一天竟然亲自回到出版社来找我要书,说北大的谢冕教授一定要一本。但我告诉他,我手上的样书全部上交了,一本也不剩,爱莫能助。

我把这些事都去信告诉了张承志,1992年3月6日我接到张承志来自日本的一封长信:

再说《心灵史》。我仔细研究了你的信,以前也有一些类似的信息,我早有思想准备。……你个人,应该把此事经纬搞清,自己备一个案……也许,它会是你编辑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件事,也许它的风波应当有一个人记录下来,这个人最好就是你。

《心灵史》是作家张承志深入中国最贫瘠的大西北六年后,写下的终生心血之作。在原则上,不要让步。也许,脚印不会陷在泥里,而在明天闪光。

关于专家,最好讲张承志就是专家。他的导师翁独健是原燕京教授,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权威。张承志的专业就是民族史。

看来,应该考虑盗版自印的问题了。你可以向社方表示,作者对于不加印,而影响作者利益不满。此事风波不是“上面的”单方面的,这个“上面”并不明确,用莫须有的罪名压制书的出版,同样是不能容忍的。告诉我,如果需要我马上给社方去信抗议,逐渐把此事责任由我承担起来。

……我说过,《心灵史》书上印着你的名字,是你进入大西北的通行证,你已经是大西北等待的客人。如果有一天你去那些地方去走一走,你一定会感到你介入了一件你人生中美好的事业。别害怕,别低头。

从这封信看,张承志也知道“‘上面’并不明确”。这个“上面”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申霞艳:我们不准出后,《心灵史》有过哪些版本?我就得了一本盗版本,应该是根据我们的版本影印的,但没有版权页。是一个回民朋友在清真寺边买来寄给我的。

钟洁玲:盗版很多,据说91年夏天在西北各种盗版加一起至少有一百万。买不到《心灵史》农民,到清真寺“请”来一本,然后一家家聚集起来,让识字的人诵读全书,大家一边听一边落泪。

自花城版后,《心灵史》再没单独成书,但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张承志作品集却收录过它,是藏着掖着放进去的,我知道的有过两次。第一次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集子名叫《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民题材小说》,总共收入5个短篇、4个中篇和1个长篇,这个悄悄塞进最后的长篇就是《心灵史》。看得出,出版社最想卖的,就是这个长篇!熟悉的人都知道张承志此后就没有再写小说,转向了散文创作。第二次是1995年8月海南出版社出版了4册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有一册是长篇小说卷,里面只含一个长篇,就是《心灵史》,但封面同样没有出现《心灵史》,也是裹夹着出成的。这选集的责任编辑是洪声,印了30000套以上。这两次藏着掖着地出版的《心灵史》,后来据说也被发现了,于是不许再印。2006年底铁凝当选作协主席之后,也联系过张承志,向他要《心灵史》,听说已经没有书了,她就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再出版。她甚至说,由她去联系出版社。结果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在不许再印的20年时间里,张承志一遍遍修改《心灵史》。因为再版无望,到了2012年有人帮他把《心灵史》“改定版”印了现来,没有出版社,非正规出版,所以封底标明:“全部赠阅,严禁营利”。这一次非“盗版”是因为作者同意,且是赠送愿意读它的人,不走渠道,不要钱。

《心灵史》,这样一部当今已经进入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着作,经历了正版、盗版、土制版、藏掖版,最后变成自印赠阅版。你说是不是很荒诞?

申霞艳:像《心灵史》这样的作品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完全是个异数,尤其是90年代初。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情和探索精神导致了九十年代初一个长篇小说的高峰突起,你看,《心灵史》、《九月寓言》、《活着》、《白鹿原》、《废都》……真正堪称“黄金时代”,提供了多样化、多元化的价值形态。当代文学史给先锋文学那么高的地位,叙事形式得到极大的推崇,张承志却有意识地回避形式,今天完全可以说《心灵史》是“非虚构的开山之作”。作者下了那么大的田野调查的功夫,听了那么多的口述史,在写作过程中还有意地避开了《黑骏马》、《北方的河》那种诗情浪漫气质。而且,张承志后来一直没有再写过小说,这说明当时他已经对小说的虚构性质有所怀疑,对文学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保持警惕。他们那批成名于80年代的作家至今还在写作出版、普遍量大,像张炜的《你在高原》就450万字,张承志全部作品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个量,可见他对文学还是有他个人独到的理解。你后来跟张承志有了更多交流,他提过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吗?

钟洁玲:后来无数次追问,他才说到了写作缘由,完全是无意中撞到的,机缘非常神秘。自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张承志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取得学位后去日本进修。1984年回国,刚回来有点愤世嫉俗,哪都看不惯,就想到农村去看看,去哪儿呢,去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宁夏。他一下就到了宁夏。他跟宁夏接待单位的人说,想找一个最穷的地方,对方就说,那你就去宁夏南部陇东山区西吉、海原、固原一带看看吧,那是全中国最穷的地方,简称西海固,山区、交通不便、缺水、生活困苦。到了西海固,当地安排他入住一个回民家里,因为这家稍为干净,女主人会做饭。这样,他就进入了西海固沙沟村的马志文家。入冬的一天,他考察结束,正准备回北京。谁知夜里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大雪把山路封死了!他只好在村里多呆几天。晚上坐在炕上聊天,马志文无意中讲到了他们这一支系祖先的故事,张承志这才知道两百多年来,这里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听得热血沸腾。接下来,马志文通知亲友邻居,一户户来讲故事,这就是今天口述历史的方式。此后6年,张承志在西海固展开调查,收集了近160份家史和宗教资料。清真寺里的学生争当他的秘书,陪着他寻觅古迹。老百姓得知他立愿写书,便把内部秘藏的一部历史典藉拿出来,这部典藉叫《热什哈尔》,是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再混合着汉语写成的,作者叫关里爷。大约是写作时处境危险,关里爷采用一种隐秘到近乎拒绝阅读的方式,来记录历史。张承志组织清真寺的学生,把它翻译成汉语(后来在三联书店和台湾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本书成了《心灵史》的资料基础。

《心灵史》出版后,张承志的名字在大西北热了起来。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甘肃到新疆,山区川地里的农民口口相传:一个叫张承志的大作家为咱们穷人写了一本书!我从没去过西海固,90年代想去,张承志说,那是一种成人风景,干旱粗砺,没有经历沧桑的人是不会喜欢它的。我想那儿怎么穷也是七沟八梁的黄土高坡,很美的啊,我从小生活在四季常青的广州,我期望找点反差,不过还真的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呢。 

申霞艳:我倒是有年暑假慕名去了西海固,还去了马志文家,里边有个高屋子,就是当年张承志写作住的地方。他保存了张承志的一些东西,拿了一些和张承志的通信给我看,还读了一些自己写的打油诗。现在你再回头谈谈你对张承志的印象?

钟洁玲:张承志身材高大,外表酷似三岛由纪夫,喜欢哼唱冈林信康的歌,嗓音很好。我初见他的时候,他顺手撕下报纸一角就卷上一支莫合烟。后来有位作家告诉我,他这个抽烟的样子迷倒一群女大学生,哈哈。张承志也说过,他出国过关时曾被扣起来,原来是查他的莫合烟,人家以为那是大麻呢。跟人聊天你就发现,多数人的神是散的,而他却是聚的,他有一种定力,有强大的气场。他对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都有研究,会日语、蒙古,还会点哈萨克语和满州语。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都有一种大格局。2007年我出了他的3册《自选集》,用的那个封面,译文室的人一看就说是三岛由纪夫,脸上只有一双眼睛,瘦得只剩下精神了。和他这么多年的交往之后觉得他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他说自己读了那么多书,只有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才能教育他。你看,他这是什么逻辑?他知识面非常开阔,有一天,他说他骑着自行车去北大找一位教授谈土豆,一谈就是一天,他说那天非常幸福。另一天又找另一位考古学家谈麦子,谈之前他已经看完一堆书了,所以谈起来很有共鸣,感觉非常美好。他对高质量的精神交流充满兴趣。

我还记得,《心灵史》不给再版的时候,他告诉我,不要低头,不要夹着尾巴做人,有什么事大西北的人会舍命保护你,我就是要为这样的人写书。“我只要写一张两指宽的条子,说你是《心灵史》的责任编辑,你便可以走遍大西北的穷乡僻壤!”在我23年(1985年-2008年)的小说编辑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本《心灵史》和这次合作,其次才是王小波的三部曲。

申霞艳:作为一个资深长篇小说编辑,你觉得张承志的《心灵史》在今天看有什么样的意义?

钟洁玲:我重新回顾张承志,感觉他是一个作品与人品合而为一的人。他从不向体制妥协,主动辞职脱离体制之后,一直过着清贫而自足的生活。我对他深怀敬意!他说过:“我们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二亿人都变成财主。基于这种认识,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我在给中山图书馆的推荐语写过:“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深刻、最有体系的学者型作家,《心灵史》是张承志文学的最高峰,注入了他极大的心血。”张承志当时就考虑以这部书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这本书的语言不太修饰,不像从前,为的是能给当地的老百姓看。什么样的内容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这是很多作家追求的。你刚数到90年代初的长篇盛况,那时候真是百花齐放,现在不太可能重现。现在看来,除了说《心灵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它是为真正意义的穷人写的一部书外,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书诠释了他本人对革命与信仰的理解,写出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就叫信仰吧。张承志曾经跟我提议做一套丛书,丛书名就叫“六十年代”。在他《心灵史》改定版里这样表白:“我是一个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多么悲壮的誓言,多么坚忍的行动!现在花俏的东西多,有力量的不多,就像他常讲到的一样:“有人跳舞,有人上坟。”他也谈到自己当时也曾想过调去名校当老师,但阴差阳错没去成,如果去了大学说不定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围绕制度转,毕竟巨大的现实诱惑谁都难以抵挡。但当时离开了也就离开了,结果发现并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反而获得了自由和宽广。人活着其实不需要太多额外的物质。

申霞艳:非常感谢你谈得这么详细。《心灵史》可能是当代文学命运最离奇的一本书,它没有合法再版但却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清真寺和大西北的广漠农村,出现在哲合忍耶百姓的心里。《心灵史》也是我们在大学课堂经常要讲到的一本书,有些学生说看不下去,但一个班总有那么两三个学生对这部小说很崇拜、很狂热。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本真正具有超越性的书,它超越了小说、超越了文学和宗教,甚至也超越了时间。

2015年1月20日

(本访谈感谢邹容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