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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变形记:旅行影像的文化症候

更新时间:2016-09-20 作者:陈培浩

本文刊于《天涯》2016年第3期

我想像着老年的荷马,或詹姆士·乔伊斯

在词语的岛屿和激流间穿行寻找着巨人的城堡

是否听到塞壬的歌声?午夜我们走过

黑暗而肮脏的街道,从树叶和软体动物的

空隙,一支流行歌曲,燃亮

我们黯淡的生活,像生日蛋糕的蜡烛

我们的恐惧来自我们自己,最终我们将从情人回到妻子

冰冷而贞洁,那带有道德气味的历史

——张曙光《尤利西斯》

诗人张曙光在这首极为着名的作品中,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创造的古今互喻下的“英雄变形记”结构用于指涉1960年代成长起来中国人的心路历程。众所周知,《奥德赛》中,在特洛伊战场立下赫赫战功的奥德修斯经历战争十年,还乡的海上漂泊十年。这个智慧英雄经历过海上风暴,漂泊到吃莲花人的国土,后来又到了独眼巨人居住的山洞,他用酒灌醉了巨人,用烧红的木棒刺瞎了独眼巨人,自己藏在羊肚子下面才逃了出来。他们到了把人变成猪的女巫的岛,由女巫指引游历了冥土,见到了特洛伊战争中死亡的将士的灵魂和自己母亲的灵魂,得到了先知的指点后重新上路,又遇到人头鸟身的怪物,为了不被塞壬的歌声迷住,他用蜡封住伙伴们的耳朵,把自己捆在船桅上,才脱离险境。尽管路途艰难,但奥德修斯除了拥有英雄的智慧,还有英雄的子嗣和坚贞的妻室。归家途中遇到正在寻父的儿子忒勒玛科斯,父子二人返回家中,与佩涅罗培相遇,杀掉了觊觎他国王宝座和美眷的挑战者们。

某种意义上说,乔伊斯是和卡夫卡一样的先知型现代小说家,他们共同预言了现代的“变形”本质。只是,卡夫卡的“变形”是相对于人的变形(甲虫);而乔伊斯的“变形”则是相对于古代英雄的变形。这种在古代英雄映照下的现代悲鸣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便已经若隐若现:来到瓦尔海姆乡间的维特随身携带的正是袖珍本的《荷马史诗》,渴望着呼吸英雄空气的维特却不得不生活于等级化、庸碌不堪的现实生活中,这无疑是维特自杀的最内在因素。可见,从《荷马史诗》到《少年维特之烦恼》,智慧英雄已经变成感伤青年,只是这个带着浪漫主义气息的青年至少还有勇气以死亡发出最惨烈的控诉。到了乔伊斯这里,古典英雄彻底沦为了现代庸人:在《尤利西斯》中,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奥德修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推销员布鲁姆;坚贞不渝的王后佩涅罗培变成了耽于肉欲的女歌手莫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忒勒玛科斯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古今互喻,在古代西方英雄的衬托下,现代世界正在走向沉沦和堕落,现代生活变得卑微、苍白、平庸和渺小。

张曙光杰出之处在于,他将“英雄变形记”这个典型的西方文学象征结构镶嵌进了中国当代的精神生活,使得“尤利西斯”也成为观察中国生活最有效的镜像。“在词语的岛屿和激流间穿行寻找着巨人的城堡”,却又不得不穿行于“黑暗而肮脏的街道”,置身于“树叶和软体动物”丛生的世界,这正是对当代中国尤利西斯们境遇的绝佳隐喻。换言之,无论是中国或西方,“奥德修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尤利西斯”。从奥德修斯到尤利西斯的变形轨迹,恰恰映照着“现代性”最内在的精神症候。奥德修斯最大的外部境遇是“漂流”,正是险恶的旅途证实了奥德修斯之为奥德修斯;奥德修斯最大的内部特征是“智·力”,智慧和力量助他运途多艰但逢凶化吉。奥德修斯无疑是阳刚之物,他将无人能够拉动的弓拉满,并一箭穿过九个并排的箭孔,这证实了男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一箭穿心的信心。相比之下,现代的“尤利西斯”们同样被抛入奥德修斯式的艰辛漂流中,却已然丧失了奥德修斯的智和力。卑微庸碌的布鲁姆的性无能,成了英雄不举,黯然沦落的生理隐喻。因而,“奥德赛的变形记”最核心的要素便是“无能”——形形式式的“无能”,各种原因导致的“无能”成了当代日常生活最内在的精神镜像。本文考察近年几部与“旅行”相关的电影,它们包括《落叶归根》、《人在囧途》、《人再囧途之泰囧》、《心花怒放》、《后会无期》、《李米的猜想》、《三峡好人》、《天注定》等八部电影。它们不仅有人们通常指认的“公路片”,当“旅行”概念打开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在“公路上”。这种旅行既包含主动的“说走就走”,也包含被迫的迁徙和流离。我所关心的是,当代的中国,一方面人们如何通过影像想象“旅行”,丰富惨烈的现实生活如何被删节并塑造成关于自由和疗愈的神话;另一方面,生活的复杂性又如何拓展了“旅行”的内涵,使得“旅行”在“奥德修斯变形记”的精神视野中提供对当代生活的有效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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