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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和牛虻:朵渔诗歌写作的精神认同

——《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中的知识分子话语

更新时间:2016-09-20

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赏》2013年第4期,有赠删

于坚说朵渔“注定要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位诗人,因为他把握了这个世界上某种被称为诗意的东西。”[ 于坚《向母亲求救》,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2009.5]老实说,诗意有很多种,其他很多诗人也把握到某种形式的诗意,但是朵渔却如此不同,朵渔是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出现的诗人。

诗歌应该怎么写,很多诗人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很多诗人有明确的方向,然后就一生为这个方向所局限。而朵渔是一个“时间中的诗人,他的诗歌呈现出生长着的变化”。朵渔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思考能力和反思精神的诗人,他自言诗歌经历三个阶段:身体、发现、现场。朵渔曾经是下半身诗歌的干将,这个期间他诗歌的追求是“身体”的解放,那个轰轰烈烈的下半身宣言,如今风流散去,但却似乎只有朵渔有过反思:

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续到2003年,这期间的一场病对我既是启示也是劝阻,警示我身体的乌托邦更甚于语言的乌托邦,对“身体性”的偏执强调对自我既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封闭。[ 朵渔《追蝴蝶(后记)》,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思潮性的东西,往往是时代话语的交汇和碰撞,某种个人话语也寄身其间寻求发声的机会。但是,思潮又往往是最缺乏个人性的,即使是那些以回归个人为口号的思潮,如回归日常经验的第三代诗和倡导身体解放的下半身诗歌。因此,朵渔以下的这些话真的是令人深思:(写诗)“刚开始时,虚荣心是一种强大的支撑,也正因此,表面的、感伤的、潮流性的东西最能影响一个人,这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潮流性的东西,其浮躁、速成、无个人性,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朵渔《追蝴蝶(后记)》,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朵渔十年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少有的变化。变化和思想活力互为表里,朵渔思想中对个人性的追求使他总是不断勇敢地“将过去打包送走”。如果说身体写作阶段,朵渔的诗歌是在公共的话语掩护下寻找个人的经验的话,那么他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发现,其实正是对某种确定的、公共的、已成乌托邦话语的叛变。这一次,朵渔选择了自己去看,自己去发现。他说:

诗歌首先是“看到”,比如场景、细节、声音、光线、情绪等;然后是发现,是洞察,从这些世界的现象中发现真相,并从真相里看到普遍的道理。[ 朵渔《追蝴蝶(后记)》,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在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中,“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看”并不必然会“看到”,不同的位置、立场、身份的“看”最终“看到”的并不一样,所以,朵渔的“看到”里面就不可能没有发现,没有洞察。而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不为自己设定某个固定的话语灯具,让它去照亮隐匿于漆黑之中的现实。于是,他就从某个潮流性的话语中脱身,作为一个个体去“看到”,去发现。

但是“看到”有不同,发现也有深浅,朵渔所谓第三阶段的“现场”,似乎是指一种能够将时代的现场、历史的纵深以及价值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写作,面对这个自我期待,他说他“深感羞愧”“徘徊犹疑”。

但是,我却要说,朵渔是这个时代独特的诗人,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呼唤而终于出现的诗人。我认为朵渔的写作,勾连着一种亟需得到肯定的文化价值,在一个价值溃败的时代,在一种“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的黑暗中,朵渔通过写作所确认的关于诗歌的功能、诗人身份的想象对我们启示良多。

诗歌和诗人其实是一个被不同的时代所投射和对象化的变量,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诗人的身份几经巨变。在胡适那里,新诗人是围剿旧文化的急先锋;在徐志摩,诗歌被塑造成了浪漫潇洒的现代抒情方式;及至艾青、田间,诗歌是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更是有现实功用的政治宣传品;在郭小川,诗歌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号角;在北岛,诗歌又是一种政治抗议的先声。关于诗人身份的变化,一个相对概括的说法是“从一体化的体制内的文化祭司,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与‘体制’、‘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又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 转引自《在北大课堂读诗》第42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诗人身份的变迁,也激起了关于现代诗歌、现代诗人的功能的讨论。譬如在南帆看来,当代诗歌的功能“在于保存某种另类的少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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