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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月 | 光的反哺

更新时间:2020-07-13 作者:陈仓 李清川来源:青年报 

我们继承了对文学的敬畏之心 身上有一点光环并非属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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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月童年生活在又闭塞又贫穷的湖北农村,随后就进入长时间的城市漂泊。他和其他任何一个离乡别土者一样,对故乡充满着复杂而又怀念的感情,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荣归故里,因为他不知道回去以后拿什么来反哺故乡。或许正是这样的境界成就了他,他不仅仅是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同时还是有抱负有情怀有艺术良知的编辑家。他在主持《作品》工作中,为实施“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的办刊策略,创立读者评刊团,建立季度年度打赏制度,还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开设了抖音号,传播文学经验,得到大量点赞。王十月分享了一条他的抖音文案来回应某些人的不理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顽固的尺子,并认定这尺子代表了标准和真理。我们用这把尺子打量世界,但凡和这尺子不合的,都认定是被打量事物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反思尺子的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傲慢与偏见。”

1、 我时常怀疑,那个童年的故乡,是否真实存在。

青年报:你老家是湖北石首的,你能谈一谈那段岁月吗?高尔基似乎说过,对一个作家而言苦难的童年是最大的财富。你的故乡对你的人生尤其是写作产生过什么重大影响?

王十月:的确,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目前来说,一是童年经历,二是在城市漂泊的经历。童年生活主要塑造的是我的性格,我童年体弱多病,性格中纤细软弱敏感富有同情心和对弱者的怜悯,都来自童年;而刚强不阿总想挑战权威与不合理规则的一面,则多是城市漂泊生活锻炼出来的。这二者的冲突与矛盾,造就了我作为作家的眼光与立场。而眼光与立场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文学品质。我写过一批童年记忆中的乡土的小说,我将其称为《烟村故事》,我也写过一系列以当下的乡土为切入点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故乡,是有爱有恨又爱又恨交织在一起的。

青年报:你离开故乡已经几十年了,还有哪些亲人和朋友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你最近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这和你记忆中的故乡有什么变化?

王十月:我的亲人都在故乡,今年春节在家,大年三十那天回的广州,我刚走,荆州就封城了。故乡的变化一直在,我记忆中的故乡,早已是一个远去的梦,我甚至时常怀疑,那个童年的故乡,是否真实存在。自然、简单、质朴,却又闭塞而贫穷。现在回到故乡,就是在朋友们的各种接风与聚会中度过,和家人一起吃饭聊天的时间都不多。故乡,我已经看不真切。

青年报:你在老家应该是名望极高的文化名人,如果在古代的话绝对算是乡贤,乡贤最终是要回归故乡的。在城市里生活久了,你是怎么看待回归田园或者落叶归根这种想法的?

王十月:乡贤落叶归根,是要有能力反哺乡村的,否则,不过是在城里花光了一生最好的资本,然后暮年回到家乡继续去消耗乡村。我不知道我回到故乡,能反哺给故乡什么。因此,我有个小说构思了许久,一直未动笔,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透彻。

青年报:你现在是许许多多文学打工者树立在路上的目标,这和你的才气以及不断为理想努力有关。你能到《作品》工作,我觉得是时代之幸,是作家之幸,也是文学之幸。你有特别的故事和体会要和其他人分享吗?

王十月:我是否成为打工者的目标我不清楚,应该不至于。可能是打工者中极少数的文学爱好者会以我为目标吧。我能到《作品》工作,要感谢文坛的前辈吕雷、廖红球,还有中国作协的老师们的帮助。但我这样一个小作家的人生,并不能上升到时代之幸和文学之幸的高度,我很渺小,改变不了什么。至于对我个人的命运而言,是幸还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我经常怀念当时自由写作时的生活,虽然有生存的压力,却也有自由自在的快乐。我很怀念那样的生活,有时夜深人静,回想起来,老泪纵横。但回不去了,命运无法假设,这就是我的人生。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省作协的前辈们,在帮我解决编制问题,把我调入作协时,十分关爱我的作家陈建功明确表达过反对,他也是因写作从基层调入作协的,我当时很不能理解,现在能理解了,基层生活让写作更接地气。

青年报:《作品》创刊于1955年,可以说是一份老牌的文学刊物,老一辈编辑家们留下了许多佳话,积累了许多优秀品质。你作为最新一任负责人,你继承了什么又发展了什么?

王十月:我从今年开始主持《作品》杂志的工作,但我的热情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这六年来,《作品》实际上是按我的想法在改革的,每一次变化,每一个栏目设置,从封面到选稿,都是我在实际操作,老领导杨克放权,我就放手来做了。但许多的事情,并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有无数你根本无法越过的阻碍。我能做的,是尽我的努力做到最好。我们的老主编,欧阳山、秦牧,都是文化大家,我接手这份刊物,自然是有压力的。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文坛资历。我们所处的时代,文学期刊乃至文学环境也不一样了。我经常对编辑们讲,我们的办刊策略,就是“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我们做新媒体,做微信公众号,做抖音,做90后推介,都是本着这一策略执行的。编辑要放下身段,不能以作者哪怕是一个文学新人的老师自居,我们就是服务员,是为文学服务的。因此,要说继承了什么,那就是继承了对文学的这份敬畏之心;要说发展,老一辈所处的时代,文学不需要推广,而我们现在,要不遗余力,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严肃文学期刊,从而爱上经典文学。任重而道远。

青年报:《作品》原来是你投稿的地方,后来却一下子成了你选稿的地方,这种身份的转换给你带来了哪些变化?你怎么对待和自己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会不会格外地心疼每一个作者和每一篇稿件?

王十月:我在2000年就开始做编辑了,那本刊物叫《大鹏湾》。外省的读者可能不熟悉,但在珠三角工作过的打工者,应该许多人知道这份刊物,可以说,这本刊物承载了一代打工者的青春记忆。一份内刊,月发行约十万册。而我的小说处女作,是发表在《大鹏湾》上的。我是写作者,同时做了十六年的编辑,我选稿,会尽量避免自己的喜好,而是以刊物的需要来选择。有一次,与青年作家马笑泉谈到《作品》杂志,他说杂志这些年的变化,文学界是有目共睹的,但《作品》还是要打上更强烈的风格烙印才好。比如《天涯》,无论谁做主编,刊物风格是延续的,现在《作品》打上的是王十月的烙印,王十月不做了,刊物就会变。我觉得马笑泉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在理。我们刊物,要说特色,就是两个字:包容。《作品》可能是全国文学期刊中主编权力最小的刊物,我们给编辑最大的选稿权,主编从来不会直接命令编辑编发什么稿件。之前杨克约到稿子,交到我手上,我觉得不合适,经常直接退稿,杨克从来不会多说什么,他充分尊重我。有些人在网络上抨击杨克发关系稿,那是不了解我们刊物运作的流程。我们编辑,二审,终审,是相互制约的。现在我主持工作,萧规曹随,所有投给我的稿子,我都直接转责编,责编说不行直接退。另外,现在郑小琼任二审,我也充分尊重二审的眼光。我做编辑时,所有投到我邮箱的稿件,我都会有回复。我会珍视每一个作者的心血。但我们选稿时,很多的时候,不是在选一篇具体的作品,而是在对一个写作者的未来作出预期。因此我们选发年轻人稿件的比例特别高。

2、 我自己写作,作家朋友多,退朋友的稿,数不胜数。

青年报:根据网络上的有关消息,你原本的身份是一个农民,是一个到处漂泊的打工者,凭借着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2年被破格录入广东省作协《作品》杂志,并且享受副高待遇,从而端起了“铁饭碗”。你能讲一讲前因后果和心路历程吗?

王十月:这则新闻是假新闻,网络上关于我的假新闻特别多,在深圳时,曾有家报纸推出整版我的专访,可那记者并未访问过我。我是2008年进入《作品》杂志社的,而获得鲁迅文学奖是2010年的事。我2010年就获得了正高的职称,因此不存在2012年破格享受副高待遇。如果拿职称工资,我早就可以拿正高。但现在我拿行政工资,比拿正高一年少五六万元。至于我近些年的心路,太复杂了,访谈里说不清,我近期发表在《天涯》杂志的一篇散文《我的无物之阵》中写得比较透,感兴趣的可以找来读。

青年报:当年广东作协引进你,通过这么几年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作品》在你的主持下,焕发出了无穷的活力,成为作家和读者非常喜爱的刊物,这与你的一系列策划有很大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读者评刊团”活动,你当时的初衷是什么?目的达到了吗?

王十月:说广东作协引进我完全正确,这个要时间来检验,对我有意见的人很多,因为我在办刊时不尽人情,退了太多人的稿。有各种渠道压下来的,也有作协机关同事的。我自己写作,作家朋友多,退朋友的稿,数不胜数。在广东,我招致的非议特别多,但我也无所谓。无欲则刚。“评刊团”只是我们诸多策划中的一个,我们刚刚又组建了评刊团的青年团,年龄要求出生于1990年以后,第一批团员108人已经成团。主要是为了适应抖音等更新的新媒体。初衷就是三个,一是让文学批评生态更丰富,二是扩大杂志的影响,三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生产中来。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了,有些方面还超出了预期。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的同事们,之前他们可能要闲很多,那时杂志才不到100页,又不用做这些活动,而现在杂志增厚了一倍多,而且活动很多。编辑们要比之前工作量大了一倍不止,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于是时不时“被”他们“敲诈”请他们吃顿饭。

青年报:全国各地许多文学杂志大幅度提高稿酬,最高的已经达到了平均千字千元,以此吸引优秀稿件,尊重作家的劳动价值。但是《作品》似乎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推出了“季度打赏”“年度打赏”活动,这是想让读者充分参与到作品的评价体系里吗?你们是如何把握这种做法的公平性的?如今实施下来有没有受到怀疑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

王十月:打赏也是我们的创举,其实打赏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对严肃文学及文学刊物多一些了解,是一种推广手段,是“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办刊策略的具体手段之一。

最多的一期,参与投票的人数超过27万人。这样的推广,从留言就能看出效果。许多文学期刊的老读者,因此而重新与我们相遇。至于说到你所谓的“公平性”,可能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目前的文学期刊,大多是差异化稿费,给谁一千甚至二千,给谁八百或五百,是主编一支笔,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主编的眼光,值得信赖。但作者和读者,一样会质疑其中的公平性何在?凭什么给他一千或二千而给我五百?具体到广东,到我们刊物,我们是公益一类,这样做,首先纪检这一关就过不了。而我们认为,所有在我们刊物发表的作品,表示我们都是认可的,先给千字500元的基础稿费。余下的,由读者说了算。当然,有人会说,这样会存在拉票,可拉票也是一种宣传啊。当然,我们也一直在改进之中,打赏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会有少数优秀的作品没有上榜,于是去年开始我们增加了编辑部的直赏权限,一期一篇,由编辑部编辑共同投票选出来。所以,我前面说过,我们杂志主编的权力是比较小的。

3、 我们身上有的一点点光环,并不是我们个人的。

青年报:文学奖应该也是一种激励措施,在广州,《花城》杂志有一个花城文学奖,《广州文艺》有一个都市小说双年奖,他们这两个奖项影响还是不错的。《作品》有没有这方面的设想?由杂志设置的文学奖非常多,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奖的?

王十月:文学期刊设奖自然有助于期刊的品牌建设,目前国内文学期刊办的奖,比较好的有《小说月报》的百花奖,《江南》杂志的郁达夫文学奖。《人民文学》现在也不让办奖了,我们之前是有《作品》奖的,办了十几届,但财政不给钱,就没办法办。公益一类的单位,拉赞助也是不允许的。

青年报:无论是提高稿酬还是设立奖项,都和政府部门对文化的大力扶持有关。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活动越活跃就会对文学产生一些抵触,很简单的一个看法就是看不起作家。但是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似乎恰恰相反,这里成了文学的沃土,根据你的体验,你能谈谈广东的文学环境是怎么样的?

王十月:广东的写作者,还羡慕上海、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事实上,广东对文学的扶持力度,甚至比不上广西。我们刊物的稿费标准,与上海的刊物相比也差了很远。广东的青年作家,这些年十分活跃,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人才往经济发达的地方流动,人才基数大,文学人才自然也就更多,加之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经验也会更国际化,思想自然更加国际化。这是广东文学的优势所在。

青年报:政府部门的大力资助会不会造成一种惰性?比如在选择作品的时候会不会掺杂人的因素而忽视读者和市场?

王十月:我是办杂志的,我只能保证我们杂志尽可能少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青年报:你们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而且都非常接地气,说实话文学这些年不景气的原因,与远离了真正的读者不无关系。我看到六月份的消息,《作品》又和其他单位合作,在举办“全国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我们想问一下,你们的目的是培养年轻作者还是下一代读者?

王十月:我们今天受到文学界认可度最高的那几本文学期刊,声誉几乎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打下来的。今天文坛的中坚力量,当年还是青年时,就是这些刊物的读者和作者。同样水准的作品,我肯定选择发年轻人的。我们既要争取年轻作者,还要争取下一代读者。请注意,我用了“争取”这个词,而不是“培养”。我从来不认为,哪个作者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可能这个作者最初的作品都是我们发表的,他的成长,有我们的一臂之力,但我们不能过于高估自己。一个作家的成长,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他自己不努力,没有天赋,谁也培养不了他。作为作者,感恩刊发过我作品的刊物,如《大鹏湾》对我处女作的接纳,如《人民文学》对我的肯定,所有刊发过我作品的刊物,我都心存感激。但作为编辑,我们强调,不要心存让作者感恩的心,编发作品,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拿了纳税人的钱,就该办这事。我们身上有的一点点光环,并不是我们个人的,是《作品》杂志这个平台给的。离开这个平台,我们什么都不是。作者要感恩,也应该是感恩纳税人。

4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顽固的尺子,并认定这尺子代表了标准和真理。

青年报:我们谈到学生与文学有关的话题,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江苏常州有一名学生写下的作文《〈三打白骨精〉读后感》,学生是从白骨精为达到目的如何伪装自己的角度去写,老师认为要“传递正能量”,提出从孙悟空坚持不懈的精神角度去写。你觉得这是文学与作文的差别吗?

王十月:作文本应是文学。我在抖音谈作文,有很多老师留言。我们的作文教育过于应试化了,许多老师是明知这样教不对,但为了孩子们的应试成绩不得不这样教。因此,说到底,还是作文的评价机制出了问题,给什么样的作文高分,什么样的作文低分,这个评价机制就是风向标,决定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写作方向甚至人格养成。

青年报:我们最近又成为了你的忠实粉丝,不过以前也是忠实粉丝,这次就因为你开通了抖音账号,在网上传播自己的写作经验,《作品》杂志也开通了抖音账号。你目前收获了什么?这会不会影响你的正常写作?

王十月:杂志开抖音号,是我们的工作。抖音代表当下最强势的新媒体,如果我们不加入,何谈“传播大众化”?我个人开抖音号,最初的动机,也是因为杂志要开号,作为杂志的负责人,我得试水,知道怎样才能做好抖音,如果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如何做好杂志的号?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像主编如果不懂稿件的优劣,就无法办好刊物一样的啊!我看到有些文学期刊也开了抖音号,我无权置喙,只做我们刊物要做的事。

开抖音影响正常写作是自然的,但有利于办刊。一条抖音,从文案,录制,剪辑,到后期的留言回复,的确很花时间。因此作家开抖音,我持保留意见,可开可不开,根据自己的写作习惯和时间而定。但我的身份是编辑啊,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编辑开抖音,于刊物,肯定是有益的。至于说收获,要看你做抖音的初心是什么。抖音数亿用户和创作者,其类型无外乎三种:一是自娱自乐型;二是变现主导型;三是分享付出型。所以作家开抖音,要看你想干什么,如果想当网红割韭菜,那趁早别做这白日梦。如果是自娱自乐,那和平时看电影、打球一样,不过是休闲之一种,有什么好指责的?《作品》杂志社做抖音,属第三种,只是做传播,为作家提供直播,《作品》杂志和编辑没有一分钱的收益,纯付出服务型。我的抖音“文学干货—王十月”,从名字就看得出,是第三种,分享付出型,分享我写作二十年、编辑十六年的成功心得与失败教训,让尽可能多的人,从我这里得到文学滋养。这样一说,显得过于伟大,但事实就是如此。要说我得到了什么,无非就是粉丝们的赞美给我心理上的满足感。另外,我认为,文学是出于表达的需要,抖音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达。很多人不理解,觉得王十月做抖音在哗众取宠,来自文学界同行的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独善其身谁不会?我又不是傻子。但世人总是以已之心,度他人之腹。我选择了做抖音,就不在乎这种难听的话。分享一条我的抖音文案:“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顽固的尺子,并认定这尺子代表了标准和真理。我们用这把尺子打量世界,但凡和这尺子不合的,都认定是被打量事物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反思尺子的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傲慢与偏见。”我收获了来自同行的傲慢与偏见。却得到了陌生人的肯定与赞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一得一失,正符合天之道。

青年报: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给文学带来了挑战,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在发达地区和年轻人中间,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自今年以来,许多作家参与到了网络直播中来,你对这样一种现象有什么看法?这对文学是补偿还是伤害?

王十月:读纸质书和读电子书本质上没有区别,我现在就以读电子书为主。作家参与直播,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认为作家不该这样的人。文学是怎样生产的?作家写完作品,完成生产者的任务,然后交给出版社和杂志社,协助进入传播销售环节。这个环节,必然要遵从市场规律。那些高谈阔论文学不该进抖音的人,自己出了书,不是一样屁颠屁颠明星赶场一样参加各种新书推介会、研讨会、读者见面会吗?为什么利用新媒体,省时省力参与人数还多、效果还好的抖音直播就有问题了?本质上不是一样吗?要说效果,直播占用作家的时间更少而受众更广。以作家王方晨在周朝军的抖音号那次直播为例,那场直播保持二百人同时在线,总在线人数超过八千,销售图书百余册,王方晨的抖音增加了一千多粉丝,仅仅占用王方晨两个小时。要是平时,他飞到北京参加一次读者见面会,往返要花两三天时间,劳心劳力,还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

青年报:新媒体在纯文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公众号,包括目前的直播,但是都还局限于信息传播和宣传层面。你觉得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新媒体会不会直接进行作品的推送?《作品》在这方面有没有更大胆或者是超前的计划?

王十月:微信公众号就是内容为王啊。我们的公众号上经常发三到四万字的长文。包括抖音,我见过一个号,每期发一首诗,多的有数十万的赞。我的微信公众号偶尔发一下文学创作谈,也有过万的阅读。至于抖音,《作品》杂志正在装修抖音直播间,我们愿意为在作家和读者间搭建桥梁而努力。

青年报:文二代现在很普遍,你女儿从你这里继承了作家的天赋吗?我突然想起来了,在你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你女儿的画作,她好像是个非常不错的画家。我们很想听听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评价。

王十月:我女儿不写作。我也对女儿说,这辈子,两个职业你最好别选,一是作家,二是公务员。当然,她选择什么职业,是她的自由。我女儿从小爱画画,高中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保送上了中央美院,现在读大三。她热爱绘画,也有天赋。高中时,同学们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去画室补课,画室老师一堂课三四百元,她去画室上了几堂课,老师就说你以后来学不用交钱了,几年下来,省了不少钱。任何一个父亲的眼里,女儿都是完美的。漂亮、单纯、善良、有艺术天赋。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一代孩子一直待在象牙塔里,心里只有艺术,社会生活经验是一张白纸,将来步入社会才是严峻的考验,但那是她的人生,成功也好,挫折也好,都要她自己去体验。一个艺术家,只有在挫折中磨砺过,才会真正成熟。

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之五

王十月,本名王世孝,湖北荆州人,1972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社负责人。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活物》《无碑》《米岛》《收脚印的人》《如果末日无期》,中短篇小说集、散文《国家订单》《我们的罪》《父与子的战争》等数十种。作品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有作品译成英、俄、西、意、日、蒙文。